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|
林子裡的兩條路 異常同質化的同學裡，其實臥虎藏龍。比如我的室友是個音樂狂，還有那個其貌不揚的宅男，其實是個深藏不露的橋牌高手。另一個整天窩在寢室看武俠小說、寫電腦程式的傢伙，竟是個吉他高手……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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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春浪蕩的日子 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在交大生活的四年，也許是我人生最精采的一段日子。 1985年，我離開了故鄉高雄，一個人負笈新竹，入住交大男生第七宿舍。當時對新竹、交大並不甚瞭然，只知道光復校區位於高速公路交流道旁、大學路的底端；而半山腰上的校區出奇的小，校園裡還有圍籬隔開一座軍營，田徑場外就是一大片墓地，和原先自己對大學學府的想像落差頗大。但十八歲的孩子終究還是懵懂，所有的疑惑立即被優越感沖散，畢竟這是名列前茅的理工大學，我是當中一顆幸運的種子，即便只是依聯招志願填寫，終究是降落在這片肥沃的土壤上。 但優越感很快被單調的校園生活摧毀。那個年代，大學生活對青春期的學生而言，意味著全然的解放：從聯考、髮禁、家庭、師長的束縛中掙脫出來，去迎接一個新奇有趣的世界。然而交大太小，氣氛太封閉，機械系的課程太過沉悶，無法容納一顆騷動的心。於是大一、大二兩年，除了應付課業之外，我的時間幾乎都獻給了運動、玩樂和舞會。 當時光復校區邊緣，游泳池和田徑場中間有一個小樹林。林子口有兩條路：一條通往隔壁的清華大學校園，一條則直達籃球場和網球場，連接戒備森嚴的陸軍營區。我經常往清華大學的方向走去，那裡有幾個高中時代的好朋友，更多的社團活動、玩樂、表演和舞會，也許，還有更多文學院的女孩子。有時候，校園裡待得無聊，幾個朋友就結伴騎摩托車，沿著省道殺上台北，為的也不過就只是在熱鬧的都會街頭吃幾頓麥當勞、看一場電影而已。 這樣青春浪蕩的日子，多少帶點對以前生活叛逆的影子。我蓄意留了長髮，日子過得有點頹廢瘋狂，但多少還是循著正軌前進的。1987年解嚴，黨禁、報禁開放，整個社會氣氛自由了，校園裡的生活更是過得多彩多姿。那年我升大三，突然覺得疲了，日復一日的玩樂好像也變不出新把戲來，也許自己該多關注一點享樂以外的事。於是有一天，我站在林子的叉路口，目光轉一個彎，看見許多同學正揮汗在籃球場打球；更遠處，矯健的身影奔馳在我從小熱愛的壘球場上。於是我步伐一轉，決定把精神體力放在我喜愛的運動場上。也是在那段時間，我興起了爭取到圖書館打工的念頭。 一夕長大的那一年 就是在交大圖書館的那一年，彷彿劉姥姥不小心闖進了大觀園，視野、聽覺的鑰匙全打開了，我愕然發現：原來除了自己浸淫的理工領域之外，還有這麼多有趣的學科。文學的、藝術的、哲學的、管理的、音樂的……從前長期被聯考摒除在外的，我樣樣都覺得新奇。於是我趁著在圖書館排列、整理借還書之餘，發現有自己喜歡的，即就地展讀開來。交班之後，偶爾還會借幾本回宿舍閱讀：唐朝的傳奇、明清章回小說、莎士比亞的舞台劇和許多艱澀的社會學理論……懵懵懂懂，胡亂吞了許多。 令人驚訝的發現還不僅於此；我察覺即使異常同質化的同學裡，其實臥虎藏龍。比如我的室友是個音樂狂，從Bob Dylan、The Beatles、Queen、Deep Purple到U2樂團如數家珍。還有那個其貌不揚的宅男，其實是個深藏不露的橋牌高手（大三下，他真的代表學校參加梅竹賽了）。另一個整天窩在寢室看武俠小說、寫電腦程式的傢伙，竟是個吉他高手……這些種種，都讓我原本以為無聊的交大生活，變得興味盎然起來。 我還記得1988年一月某天，一個好熟的同學阿達來敲宿舍門，約吃消夜。一夥人鬧騰騰從那樹林小路穿過整個清大，來到建功路夜市。當晚阿達不知哪根筋不對，起鬨一定要喝酒；鬧了一番後卻嗚嗚咽咽哭了起來。他告訴我蔣經國總統去世了，他好擔心台灣的未來。幾個同學聽完都期期艾艾好沒勁，只能默默低頭，一口一口將酒精往肚裡吞嚥。後來大夥又拎著啤酒走上竹湖，每個人談興都開了，從政經情勢一路聊到兩岸未來。當中有一句話事隔二十多年我還記憶猶新：阿達說，作為一個學工程的人，他堅決反對興建核能電廠。 那年，突然間，我有種一夕長大的感覺。往清華的那條小路少走了，我把時間儘量留在球場和書本上，周末假日時候也不往台北跑了，寧願留在學校中正堂看電影。同學們都忙著準備研究所考試，我卻索性系上選修課也不選了，淨找些沒人聞問的人文通識科目來上。我記得大四一整年，選過「文學與社會」、「中國藝術史」、「故宮文物之美」、「創造與發明」，還有，影響我後來最為深遠的「電影藝術與美術」。 從新電影到520 1988年，正是「台灣電影新浪潮」方興未艾之際，許多電影人紛紛帶著作品走進校園，宣揚他們拍攝電影的理念。最受歡迎的首推控制工程系的大學長楊德昌，學校特別在中正堂安排一場大型講座，並放映他剛得獎的電影《恐怖分子》。至今，我仍清楚記得當時看完電影時的衝擊和感動。隨後老師又請來小野、吳念真等「新電影」的重要旗手，暢談這場重要美學運動的機遇和祕辛，更加深了我對電影藝術的好奇，以至於產生了「有為者亦若是」的念頭。「電影藝術與美術」一學期的課程還未上完呢，我就動起了轉換跑道的念頭。 另一方面，由於「文學與社會」課程作業的需求，我養成了每天看報、剪報的習慣。1980年代末，堪稱台灣報業的黃金時期，即使在後權威政治體制下，猶保有媒體和知識分子的良知，對我這樣一個毫不關心社會的化外之民而言，相當程度起了發聵振聾的效用。台灣正一步一步走上民主改革之路，而我猶在知識的象牙塔裡自我感覺良好。那一年，「無住屋者」組織開始運籌帷幄了，埋下了89年「無殼蝸牛運動」的序曲；而開放外國農產品導致民怨沸騰的「520農民運動」，則是台灣農權革新運動的開始。一些騷動的情緒已隨著社會脈動慢慢沸騰起來。 1989年，「六四」天安門事件爆發，因為是大陸學生的爭民主運動，又有國內媒體推波助瀾，交大校園裡的氣氛也為之高張。同學間有人開始串聯聲援了，但個性怯懦保守如我者，也只敢盯著電視和報紙關心，內心卻悵惘不已。那時距離畢業只剩不到一個月，我一面打包行囊，一面為著自己的未來躊躇不決；直到1990年，我進入台大念研究所，爭民主改革的「野百合學運」就在我的面前展演，我才鼓起勇氣，往抗議學生群中走去。那一剎那，我才完整地意識到：自己是選擇了另一條路了。 交大人的理性 交大人的寬容 事隔二十多年了，現今回想起來，也許當時的點點滴滴，都是有關聯的。我常常會疑惑，自己為何突然把目光轉回校園？當初又為何動念到圖書館打工？後來想到了，是圖書館每學期舉辦一次的折價書展，我從當中認識了出版界的「文學五小」，第一次接觸琦君、王鼎鈞、鹿橋的《未央歌》和梅濟民的《北大荒》，是這些作家，蒙昧中開啟了我對文學閱讀的興趣，覺得書中的世界也許比現實來得豐富精采。也是那個年代，交大中正堂每周末放映的電影，意外成了我的影像啟蒙。原本只是用來打發假日時光的，我卻從中看出了一點興致來。許多年之後，我果真一步一步，就朝向那文學與電影之路走去。 人們總成為他們想要成為的樣子，我是這樣想的。也許我該慶幸自己是在交大校園之中成長的。交大人的理性、敦厚與寬容，讓晚熟如我者，得以在混沌中慢慢摸索自己。而交大文化中踏實和邏輯思維之能力，恰恰可以穩住我不致在築夢的路途中迷失方向。 1989年六月中旬，新竹正值盛夏，參加完畢業典禮，我一個人靜靜繞著校園巡禮。我走過竹湖，走過經常流連的思園，走過工程一館和籃球場。大一時不知為什麼，覺得交大校園一點也不漂亮，而今，竟有些依依不捨了。那入學以來被我們戲稱「矩陣排列」的松樹群還沒完全長大，但也已開展出一片蔭涼了。最遺憾的是那天沒有勇氣衝上前去告訴楊德昌學長，我是多麼喜愛他的電影。 林子裡有兩條路，我往那人煙稀少的一條走去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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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(後排左二)1988年於交大校園留影
